党保证执法的机制，要求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防止任意执法、违法执法。

要着力加强法律规范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行政执法同基层和百姓联系最紧密，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

（五）必须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就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现阶段法治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突出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确立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发展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和人类法治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指出：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具体体现为：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集中统一领导，通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决定法治建设重大问题，以中央全会形式专门研究决定法治建设重大问题，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研究审议法治建设重大问题，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专题研究决定全面依法治国重大事项，以中央工作会议形式专题研究部署法治建设重要工作。习近平在深入调研、充分论证、科学谋划、汇聚全党智慧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并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定位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基础理论和核心要义研究(2022JZDZ001)的阶段性成果。其次，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体系，加强对决策权、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的监督，健全纪检监察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行权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中国特色法治话语表达具备了这五个特性，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这一时期党进行的法律文本探索，既是党对法治（法制）探索的一部分，也是党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也有学者提出，从历史上的礼法合治，到当代的党规国法合治，双轨法治的深层结构使得中国法治具有复规范性。1979年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中发［1979］64号），强调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我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标志。法治信仰展现了党的法治价值话语的内在精神品格。

同时，1986年开启一五普法，实施有组织的规划性法律普及行动。他引用卢梭关于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名言，即这种法律应当是铭刻在公民内心里的法律，而非刻在大理石或铜表上的法律，由此说明法律要发挥作用，需要全社会信仰法律。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又有了一个较大发展。作为基础性法律的《民法典》颁布实施，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规范体系更加完备，中国法典化新阶段由此全面开启，我国立法从单行法阶段迈进法典化阶段，国家也由单行法思维转化为法典化思维，由多中心思维向基础性法律思维转化，由碎片化思维向体系性思维转化，由分散思维向统一思维转化，由并立思维向融贯思维转化。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真命题则是权大还是法大。1953年至1954年，毛泽东在亲自领导立宪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一系列法治理论，如搞宪法是搞科学，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等等。

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首次强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首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2002年党的十六大强调提高依法执政能力，再到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深刻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执政方式的发展变革和制度创新。有学者以中国古代政刑到现代政法为分析进路，提出法安天下、法顺民心、法乃公器、奉法强国等良政愿景，提出如何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并提升中国法治话语权的重要课题。关键词：党的二十大  习近平法治思想  百年法治奋斗  法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 作者付子堂，西南政法大学人权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教授（重庆401120）。党保证执法的机制，要求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防止任意执法、违法执法。

其次，西方法律文本越来越集中于普通法系、大陆法系两种类型，并呈现出部分融合的混同趋势。不主张强制性、霸权性的文明输出而主张尊重国情、相互学习。

对于任何一种法治文明而言，作为国之大者，法治建设都应做到全局引领、战略规划、主动部署。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现代化法治新路，创造了人类法治文明的中国新形态。

良法是善治的前提，善治须先有良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坚持自信自立，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生动展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部署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提高了党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纵观人类法治文明史，对所有大国而言，编纂《民法典》都是国家制度体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系统工程。1989年4月通过的《行政诉讼法》，为民告官提供了重要依据，加强了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加大了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力度。在同年12月6日举行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

新时代以来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进一步强化，特别是《民法典》的颁布实施的时刻，是法典时刻。如果说规范性体现在党对法治建设的系统谋划与组织推进，那么，引领性则体现在通过党带头严格守法所形成的示范效应。

尤其是，2012年党的十八大聚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强调要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亲自指导宪法及重要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

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关系党执政兴国，关系人民幸福安康，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2017年10月18日，党的十九大报告就深化依法治国实践问题作出专门部署，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面对人类法治文明，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法治文明新形态不主张文明的冲突而主张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信仰是深厚的、坚定的、内在的精神力量。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失之则国家层面低效治理、社会层面无序演化，其方向难以预期。

既在观念层面认识维护宪法法律权威与维护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的权威的一致性，更在实践层面全领域全过程全方位守法。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文件首次提到社会主义法治。

1954年颁布实施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在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奋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后，所形成的一部巩固和壮大人民政权的重要宪法文本。法治文明的中国式文本创新，既包含宏观层面的结构表达，也包含微观层面的规范表述。

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机制逐步定型，从而使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法治领导机制日趋完善。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中国的一切事情都难以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刑法、民法起草工作再次提上日程。法治话语创新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之里，表明经过党的百年法治奋斗，不断凝练的中国式法治话语体系正在发挥理论支撑、法理论证的关键功能。法治信仰是法治方式和法治思维的内在前提，构成社会主义法治强国的精神基础。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重要内容，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世界意义。

这就要求以良法奠基善治。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立足点是自己，追求的是适合自己和超越自己，成就的是属于自己的巨大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完善领导法治建设的科学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破旧立新的立法开局，是新启时刻。

而且从历史维度看，中华法系本就是独特的礼法体系，不仅有法典，而且还有礼典。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法治，具有现代政党驱动型法治的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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