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线段O1代表着公民参与商谈，以O点为支点顺时针运动，据此分别与OA、OB、OC、OD形成的角度，分别代表着议会立法商谈度、行政立法商谈度、行政执法商谈度和司法审查商谈度（四种商谈度的形成，在逻辑上有先后关系，在现实中同步发生，但前者显然会对后者产生前提性影响），角度大小代表公民参与商谈程度，介于0 °-90°之间，即从零商谈到全商谈。

其次，普通案件完全可以成为宪法解释方法得以适用的契机，这也是宪法内涵得以提升的本土推动力。无独有偶，美国宪法解释方法的传统也经历着类似的转变，从最初的原旨主义向非原旨主义发展。

当然，对于原旨主义解释方法来说，其基本命题还是较为清晰的，包括以下三个方面：(1)含义命题：宪法的原旨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内含于宪法文本的条款含义之中保持稳定。[7]对一项法规范的解释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该规范中立法者明确表达出来的客观意志，这一意志被置入了法律决定的文字意思与整体意义的关联性中，并从这两者中间产生形成。正是在这种信念的基础上，他们不断地采取法律解释学的立场，通过解释宪法来确立宪法的神圣地位，从而用一部宪法来囊括二百多年巨大的社会变迁。与此相反，立法进程中参与机关或其中个别成员对于法律决定的主观愿望是无关紧要的。[34]谢立斌：《德国宪法解释方法与比较解释的可能性——以中德意见自由和言论自由条款为例》，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第十四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页。

在共性的法律解释过程中，文义解释优先正是人们必须服从法律原则的一种延伸。如果说社会情势的变化是导致宪法解释方法两种传统趋同的根本原因，那么，法律解释的固有特征就成为趋同的内在原因。（二）现状的考量：自治空间的挤压与突围 行政权对自治空间的挤压与大学通过各种途径争取自治空间，这对矛盾可以说是对当前我国大学自治现状的一个基本描述。

[20]英国设立高等教育拔款委员会的实质，就是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实现其行政管理体制优化的过程。由于历史等原因造成的制度路径依赖，国家的过度控制会造成大学的自治惰性。如师范矣的院校与理工类的院校的发展侧重必然是不同的，其自治的诉求自然也是各异的，[26]仅仅凭《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抽象的规定是无法有效回应不同发展需求的。其次，在宏现管理理念的指导下，对规划以及规则的制定会倾向于原则性和指导性，而不是名为制定规划实为制定教育行政权的实施细则。

从而通过建立有序的竞争环境，减少大学因为寻求制度之外的竞争手段带来的不利影响。自治是大学生存的保障和发展的动力，官治则是为了大学走得更稳、更安全而已。

政府职能缺位是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放弃了本应属于自己的事权，未能扮演好自己应有的角色，未能履行好自己应尽的职责，在那些应该由政府管、只能由政府管、必须由政府管的领域未能很好地发押自身的作用。要想获取稀缺资源，就必须竞争。原东京大学总长吉川弘之提出固有自治和委托自治。(2)学校自主分配经费的自由。

甚至有评论认为北大的新政站在了教育公平的对立面，是倒行逆施。它将自己定位为中间人( intermediary) ,其在公共社会中扮演高等教育的倡导者这一角色，通过对高等教育的推动，使个人、社会和经济获得更多的利益、机会与成就。根据我国立法法和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地方法规的效力层级抵于法律和法规，高于行政规章。[7]借助洪堡大学为代表的近代大学的推动，大学自治被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认可为对学木自由的一种制度保障。

大学自治作为现代大学存在的基石，对于大学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10]而自治也始终作为主导大学发展的核心理念而存在。四、衡平：职能转变对自治诉求的回应 要想解决问题，说简单也很简单，即要有一个制度。

作为原则性规定的第11条却没有规定自治这一基本的精神。如耶鲁大学章程是康涅狄克州法律的组成部分

有学者将我国的教育制度称为计划体制最后的堡垒，[14]并非无道理。在中现上主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管理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内部事宜，如招生、分配、校长的聘任、教师的聘任、教学经费的使用等。但同时，国家或地方政府更是要通过大学自身进行的微现教育和管理活动，才能使其向公众提供高等教育的目的得以实现，才能最终完成高等教育行政的任务。[13]我们认为，大学自治的核心在于自主地治理学校，自主地处理学校内部事务，最大限度地选择与外部环境的互动方式，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并以此获得生存与发展。现实中也是如此，大学章程除了作为大学内部运行的规则以外，没有丝毫对外的法律效力。然而，大学自治的线索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西方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关于大学自治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和严谨的法学理论，并建构起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从而能够将其纳入到法治的规范框架之中。

这其实与《高等教育法》的立法初衷不谋而合。See Peter Hennessy, Britain's Eric Ashby, Change,The New Learners, 22-25 (1973)罗伯特·伯达尔把大学自治划分为两种：实质性自治和程序性自治。

(6)决定考试标准与方式的自由。可见，大学章程是确立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重要的法律文本。

政府职能缺位是指政府在行政过程中，放弃了本应属于自己的事权，未能扮演好自己应有的角色，未能履行好自己应尽的职责，在那些应该由政府管、只能由政府管、必须由政府管的领域未能很好地发押自身的作用。明确了大学的逻辑起点，其实也就解答了大学与政府二者关系难为本位的问题。

巴黎大学的诞生是教师学者与基督教会相互斗争又相互妥协的结果，教师成为学校的主导。前者是指大学有权决定自身目标和学木、教学计划，后者则是指大学独立自主决定通过何种方式去追求自身目标和计划的实现。大学自诞生至个经历了数次蜕变，正如哈罗德·珀金所说：大学的历史可以说是不断改造自己的形式与职能、适应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的历史。同题在于，这样的制度无法一蹴而就，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在制度建成之前等待的理由。

无论是将去行政化作为建校前提，还是推行实名推荐制度，形式虽异，初衷却同。只有拿到这些项目、权利、政策、资金，学校才有足够的动力跟得上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对国家科研项目、课题的申请，对一级博士点和硕士点的申请，以及对名目众多的政府政策、资金支持的申请等等，用你死我活来形容丝毫不过分。大学自治是社会和国民委托给大学的权力。

换言之，倘若行政部门干涉了章程中规定由大学行使的权力，章程无法被大学作为法律上的依据来抵御行政部「一的干涉。中世纪大学的章程，通常以国王特许状的形式出现，其法律效力毋庸置疑。

如何消除内部的阻力，激发大学自治的内在动力，也应当成为政府职能转变与高等教育制度改革过程所要关注的。相反，由于思维和行为的′惯性，若国家大幅度放松管制，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大学难以很快克服惰性，大学管理也会因此而变得混乱。我国的大学自治主要表现为办学自主权，《高等教育法》第11条是其法律依据，即规定了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一）理念的衡平：微现向宏现的转变 当衡平作为一种理念时，往往会对行为产生强大的指导作用。

[19]该委员会是在英格兰1992年高等教育法（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Act 1992）下建立，法律上定位为非政府部门的公共组织(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y)。可见，学木自由和社会需求对大学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实现更好的发展是大学对于自治的利益预期。

以江苏省教育厅《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苏教[2007]22号）为例，[16]该规定对各个学校的专业申报数量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学校向主管部门申请增设本科专业时受到实质性限制。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权的行使实现其对大学的管理，而行政权的行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制定具有普适性的规则来影响大学实现其管理目的，也就是行政法上的抽象行政行为。

如果大学正当行使章程赋予的权利，则教育行政部门无权予以干涉，哪怕其干涉行为有相应的行政规章作为依据。既然要明确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则章程必然应该具有法律层级的效力，否则就无法对政府与大学之间的权利义务加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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